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每个故事本身又是一段历史，历史的背后无疑就是人的生死，喜怒哀乐。从国势强盛的西汉再到纸醉金迷的魏晋，从开通西域，贯通中西再到玄学清谈，老庄之道。有一样老物件见证了这段极尽沧桑，物是人非的历史，它就是铜驼。
一对饱经霜雪的铜驼，经历了几代王朝的盛衰兴灭，所蕴含的并不仅仅只是政权更迭的历史，更是一声物是人非、沧海桑田的慨叹。
历史上出现规模较大的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，无外乎是自然生态环境因素与政治因素。而汉代出现的人口南迁，较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不宜居和战事纷扰。中国过去5000年的气候可大致分为4个寒冷期和4个温暖期，不同的气候条件对应着王朝更迭不同的关键时期。
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，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生活在草原上的，也依靠着草原生活。当气候逐渐变得寒冷，温度便不再适宜草的生长，牛羊减产，得不到充分的食物供给，在这饥寒交迫的时候，北方少数民族就会向南方的汉族政权发起进攻，一起来抢夺粮食。
此时的中原地区正面临着粮食减产、国力下降的困境。当气候温度下降和战乱频繁的情况下，靠近边境的人就会进行南迁，这就是汉代人口南迁的根本原因。
基于匈奴时常对中原地区进行南下入侵、掠夺粮食，恰好汉武帝心里也一直有扩张帝国版图的宏伟志向，于是在公元前133年至前119年的十余年中，多次派兵与匈奴交战。
后来，匈奴部落率领部下归降汉朝，统治者便在北方设置了河西四郡，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。随着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翻开了中外交流的新篇章，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在此时已初具雏形。
说起汉武铜驼的由来，相传汉武帝为了纪念张骞出使西域而特意铸造的，它不仅见证了西汉最鼎盛的时期，更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。骆驼是东西方之间进行物资运输的重要交通工具，因此铜驼被人们赋予了平安和富贵的美好寓意。
张骞通西域
东都洛阳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财富和文化高度繁荣的地方。一句“若问天下兴废事，请君只看洛阳城。”便足以倾诉这世间的百转千回。
静水流深的洛水千百年来一直向游人诉说着华夏文明的光辉灿烂，丝绸之路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文化层面的交融。位于洛水北、邙山南的洛阳，承载着十三朝古都的厚重内涵，这里无疑是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最为重要的大都市。
汉魏洛阳故城
自古魏晋出美男，是真名士自风流，从正始才俊到竹林七贤，再到中朝俊秀，乃至江左领袖，清俊通脱的魏晋风骨令后世久久传颂。
左思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，他生得相貌丑陋，又天生口吃，所以平生不好交游，只爱雕章琢句。在那个追求形式的年代，这样一位独树一帜的奇才能够轰动诗坛，确实有卓尔不群的气概。他耗尽十年心血，写就名篇《三都赋》，令洛阳城轰动，造成“洛阳纸贵”。
正是由于在三国魏晋时期，天下纷乱已久，很多典章制度，礼仪文化都慢慢荒废，在魏明帝时期，洛阳名士聚会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。
《三都赋》
自魏明帝继位以来，也曾有励精图治的宏愿，在军事律法方面颇有建树，但在位期间却大举兴建宫室。我们知道，自洛阳被董卓焚烧之后，洛阳城就已经残缺不全，满目疮痍，但作为天下规模最大的城市，洛阳一共有12座城门，由此可堪窥见一斑。然而到了明帝手中，他要求在城池建设上全面超越前代，这该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。
既然要重新修建城池，又怎么能少得了装饰之物。于是铜驼便再次出山，“驼高九尺，脊出太尉坊。”以其作为都城象征自是再好不过。由长安运往洛阳，放置在阊阖门南的大道上，故被称为“铜驼大街”。
在汉代以前，我国的建筑工匠大都并不懂得"轴线大街"的概念，而铜驼大街则开创了这一建筑体系的先河，并且对后来长安、洛阳等都城的修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此时的洛阳城已是一片光风霁月之境，雕梁画栋、金砖碧瓦、松竹花草、奇禽异兽，一时间风头无二。正是在这一时期，社会上掀起一股清谈之风，文人士大夫以谈论俗事为耻，而对老庄哲学的清心寡欲趋之若鹜。
这真是好一派的盛世之风，士大夫崇尚清谈，无人关心正事，轴线上的铜驼也孤零零地伫立着，好像看着这虚晃的光阴。但不可否置的是在魏晋时期哲学思想异常活跃，科学技术成就突出。唐翼明教授认为魏晋时代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。
被誉为“太康之英”的陆机初到洛阳，看到这一番盛世之景，即兴写下“金马门外聚群贤，铜驼陌上集少年。”的诗句。他的诗歌辞赋优美纯熟，传递出一派华贵之气，这也恰恰反映出在晋武帝之后，西晋朝野掀起了一股奢侈之风。
公元290年，晋惠帝登基，贾南风成了皇后。她秘密合谋晋室宗亲，推选心腹共同辅政，朝政大权逐渐落入到她的手中。贾南风独揽大权后，为稳固政权，还提拔一些有才能的人执掌机要。
真正让西晋王朝陷入混乱危机的是太子司马遹被杀事件，贾南风因害怕太子会威胁自己地位，将其杀害，后赵王以太子报仇为名，毒杀贾南风，并除其党羽。但在控制朝政不久，逼迫晋惠帝退位，自己当皇帝，其余诸王纷纷表示反对，并联合起兵讨伐。
八王之乱
到此时，一场内斗，范围逐渐扩张，从中央波及地方，由宫廷政变变为武装混战。这便是西京历史上著名的“八王之乱”。
惠帝登基几年便战祸频发，又由于这时期全国洪灾、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，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中原人民开始大量迁徙，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南迁浪潮。这些迁徙的民众本以为能够通过迁居来改善生活，但是天下贪官是一家，从失望变为绝望的老百姓只好铤而走险，群起造反，从而导致了几场规模较大的流民起义。
虽说这些流民起义都没有坚持太长的时间，但是还是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的政治统治的基础。而与南边流民起义相呼应的是北方内迁少数民族的反晋斗争。
五胡内迁
五胡内迁的主要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心向往之，渴望迁居；第二，中原统治者为了补充国家的军队和劳力而鼓励迁居。虽然说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，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碰撞与融合，但是当时的统治者们却把无辜的人民当做“私有之物”，对他们施加严苛的赋税和兵役。
八王之乱对西晋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，一些少数民族首领纷纷趁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。匈奴贵族刘渊以协助八王抗击对手为借口，率领部下摆脱西晋王朝的控制，建国自立，胡汉各族人称其为“汉王”。
永嘉4年，汉赵君主刘渊驾崩，其子刘聪弑兄自立，大臣司马越忧惧而死。将其送至封国安葬时，丧葬队伍遭到骑兵追击，将晋军将士和王公贵族数万人全部包围。这便是西晋历史上著名的“永嘉之乱”。
《晋书》中记载，当时的天子和百官饥困交迫、狼狈不堪，大批流亡宫外，甚至出现了易子相食的可怕场景。晋怀帝也步行从西掖门出逃，但是逃到铜驼街的时候遇上了强盗的劫掠，无法前进，只得无奈折返。
无论是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谷园，还是繁华的铜驼街，再见已是荆棘中耳。
一对铜驼，几经沧桑，经历王朝盛衰、历史浮沉，千百年虽饱受日晒雨淋，但一直静静地矗立在那里。它不仅仅是盛世的象征，还代表着王权的更迭变迁，经历过老庄玄理的思想洗涤，历尽铅华，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。
纵使发生再多的硝烟战乱与王朝更迭，只要保有强大的文化根基，中华民族之魂千古不易。战乱引起的大规模移民运动，是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一次大融合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。
参考文献：
《中国古代史》
《晋书》
《洛阳赋》
《水经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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